加强周边合作平台建设引导制造业就近转移

加强周边合作平台建设引导制造业就近转移

我国要素低成本优势正在弱化，制造业向东南亚等周边国家转移趋势显现。在此情况下，充分利用沿边工业区、跨境工业区等政策性平台的承载作用，引导制造业就近转移，在周边(泛指沿边和邻国相近地区)布局，打造以我国为中心、向外渐次分布的跨国生产运营网络，既是我国制造业转型调整的重要方向，也是推进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的重要举措。　　我国制造业就近转移的意义

制造业向外转移，会导致产业空心化，对出口和就业产生较大冲击。但若能顺势而为，主动布局，实现就近转移，则可趋利避害，化危为机，减轻负面影响，对经济发展和周边稳定发挥积极促进作用。　　一是有利于巩固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。制造大国就近向周边布局，可以为我国企业赢得新的发展空间，避免产业链协作成本大幅上涨，确保核心制造能力，并能充分利用邻国优势。两国优势的结合可以把“蛋糕”做大，覆盖产业转移带来的损失。2008年后，美国鼓励制造业“回流”，但与墨西哥的“合作”却在加强。位于美墨边境的马奎拉多拉出口加工区，将美国的设备、技术、资金和墨西哥廉价的劳动力有机结合起来， 已成为美国汽车、电器、服装及其他众多产品的延伸制造基地。　　二是便于防控跨境投资运营的政治社会风险。越南排华事件在一定程度上表明，完全基于市场的自发、无组织转移模式在保障中资企业权益方面存在重大缺陷。跨境经济合作区及境外经贸合作区具有国家主权担保性质，且运营者和承建者一般实力较强，与当地政府交往的经验丰富，与单个企业相比，能够提供更有效的安全保护。　　三是有助子避开和化解针对我国的贸易抵制。随着我国经济大国地位的不断提升，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和治理权竞争加剧。据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(CEPR)“世界贸易预警(World TradeAlert)”项目监测，2008年以来，全球40%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是针对中国。将部分制造业环节就近向相邻发展中国家布局，可以利用其配额宽松和普惠制待遇较高等优势，有效规避贸易摩擦。　　四是有助于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的务实推进。美、日等发达国家在加快推进TPP和TTIP的同时，强化了对我国周边国家的拉拢，如对缅甸大规模减免债务，加大援助力度，合作开发迪洛瓦经济特区等，与我国推进“一带一路”形成竞争态势。基于地缘优势，制造业就近向周边布局，可以尽快做实经济合作，增强利益绑定，在大国博弈中争得主动。　　推进制造业就近转移的有利条件　　1。周边发展中和转轨国家经济呈现快速增长。2003年—2013年期间，与我国陆地接壤的12国(朝鲜、不丹数据缺失)平均经济增长率约是世界经济增长率的2倍，占世界GDP的份额由 3.2%上升为6.4%；2008年金融危机后，我国海上发展中邻国经济增长也较快。2008年—2013年期间，与我国隔海相望的印度尼西亚、马来西亚、文莱、菲律宾四国，平均经济增长率也比世界经济增长率高出近1个百分点，占世界GDP的份额由1.5%上升为2.0%。　　2。我国已与周边国家建立起密切的贸易联系。2013年，我国与中亚五国贸易额突破500亿美元，我国分别是哈萨克斯坦、土库曼斯坦的第一大贸易伙伴，乌兹别克斯坦、吉尔吉斯斯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，塔吉克斯坦的第三大贸易伙伴；我国与东盟贸易额达到4436.1亿美元，我国是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。此外，我国也分别是俄罗斯和蒙古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，印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。　　3。“一带一路”共建倡议营造了良好的外部合作环境。我国提出的“一带一路”合作构想，得到中亚、西亚、东南亚、南亚等许多周边地区国家和一些欧洲国家的积极响应。从实际推进层面来看，已经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，和俄罗斯、哈萨克斯坦、土库曼斯坦及东盟等初步达成了一些合作意向。　　4。沿边地区新一轮开放的活力已经显现。对新疆、甘肃、广西、云南、吉林等边疆省份进行的调研结果表明，各地对依托“一带一路”，创新开放模式，深化同邻国的经贸合作持有强烈愿望和积极性。如新疆正积极研究设立亚欧经济合作试验区，广西正加快推进凭祥—同登、东兴—芒街等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，云南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已获国务院批准，同时在积极推进瑞丽—木姐、磨憨—磨丁等跨境经济合作区以及缅甸皎漂、老挝万象等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。　　存在的问题与政策建议　　制造业就近向周边布局，需要发挥沿边开放和双边合作等政策性平台的引导作用。建议针对目前政策性开放合作平台建设存在的问题，采取相应举措。　　第一，出台边境工业园区和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指导意见。广西、云南等地的调研结果表明，我国沿边地区开展边境工业园区、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的积极性很高，邻国进一步加强合作的意愿也很强，不少企业计划将生产向边境工业园区和跨境经济合作区迁移。但目前出现各地一哄而上苗头，且采取的政策不规范、不统一、不合理。应加强规划，因势利导，合理布局，明确政策，尽快出台指导意见，充分发挥沿边地区开放前沿和制造业周边合作结合部作用，同时避免重复建设、恶性竞争和低效转移。　　第二，明确新时期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发展定位。自2006年始，我国已批准建设了19个境外经贸合作区。由于设立的主要目的是促进企业“走出去”，建设模式基本上是国内产业的“平行移植”，与国内产业发展联动不够，与国家制造强国发展战略更是缺乏衔接，在利用当地资源服务我国制造升级方面的作用还比较弱。应结合“一带一路”大通道建设需要，进一步明确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功能定位，做到有所侧重，充分融入我国主导的制造、服务价值链，并对其布局选址进行指导，完善政策支持体系， 强化其在我国全球生产、全球销售中的战略支点作用。　　第三，与相关国家建立合作区双边协商和投资保障机制。跨境经济合作区及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涉及他国，目前沟通磋商主要停留在双边地方政府或承建企业层面，而沿边地区开放事权和境外合作事权在国家层面，地方政府和企业处理与周边国家合作事项协调难度较大。建议就跨境经济合作区和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推进事宜，与相关国家建立多层次、常态化和务实性的双边沟通机制，及时解决建设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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